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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病连医生都害怕,却被我的精神病室友治好了
发布日期:2022-08-01

天才捕手计划(storyhunting)| 来源

天才捕手陈百忧 | 作者

崔大妞儿 | 插图

寒冬 | 编辑

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发生在精神病院的真实案例。

人们经常把精神病人分为“文疯子”和“武疯子”。 

在大多数人看来,“文疯子”行为诡异,无法理喻,“武疯子”更可怕,随时会暴起伤人。 

但在精神科工作10年的医生陈百忧说,患者行为越“吓人”,她就越高兴。

因为症状越明显,就越容易找出病因,好得越快。

恰恰是那些一声不吭的病人最难治。

2014年,陈百忧见到一个14岁女孩,她不是哑巴,却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说过话了。

为了让女孩开口,陈百忧给女孩安排了一个女室友,这个女室友是精神病院里话最多的病人——她自认为能和爱因斯坦比肩,还可以拯救全人类,其中也包括和她同住的女孩。

而陈百忧完全没有想到,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女孩,在某一刻,真被同样有精神疾病的女室友治愈了。

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【天才捕手计划】,他们记录的,都是最真实的职业故事和最带劲的亲身经历。无论是生死之间的医疗故事、离奇罕见的传奇人生,还是曲折刺激的真实案件,你都能在这看到。

钥匙碰撞的声音,在精神科空阔的走廊里回荡。打开门,我跟随老师走进了第一间病房。

这间病房很大,里面却没有一丝声音。7个中老年男人排成一排,蹲在窗户底下的暖气片前。还有一个男人抱着暖气上水管道,一动不动。

无论老师问什么,得到的回答都不会超过四个字——

“嗯,好,没有,吃了,还行……”

8个人完全是静止的,他们就像暖气片上长出的“人形蘑菇”。

这是2007年的冬天,我还在实习,第一次见到衰退患者的样子。

那天有外出活动。一些精神病患者迫不及待要出去,大喊:“升光了,升光了!”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词汇,可能是“放风”的意思。

第一间病房的8个男人,在护士的催促下,先缓缓站起来,身体再慢慢晃起来。

他们跟着人群往外挪,看起来就像“植物大战僵尸”里中了毒的蘑菇。

后来,我做了精神科医生,被人问过最多的问题是:“你怕不怕?”

患者“疯狂”的行为我不怕。“闹”恰好说明患者的功能还在,闹得越厉害,好得也快,作为医生会有成就感。

我最怕的,还是衰退的患者。

思琪来我们精神科的时候,只有14岁,她已经有四五年没说话了。

未来的某一天,这个女孩儿也会成为“蘑菇”吗?

2014年5月,小女孩思琪来到我们精神科。

思琪留着一头齐耳短发,圆脸还带点婴儿肥。她只有14岁,是科里年龄最小的患者。

她刚来的时候,无论我们问什么,她都木木的,没有反应,眼神也很空洞。她妈妈说,思琪这样不说话已经有四五年了。

思琪从小就性格内向,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玩。她没有朋友,也不愿意出房门。

从三年级开始,思琪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

她总说同学嫌弃她身上有味道。一开始妈妈不懂,只是天天给女儿洗澡,换干净衣服,她还是不愿意去上学。

到后来,思琪开始不吃饭,说饭里也有味道。她晚上也不睡觉,说屋子里好多人,太吵了。

有时候,思琪气得跟那些人吵架,但屋里明明一个人也没有。

思琪的父母文化程度并不高。那几年,家里先请大仙跳大神,把孩子越折腾越严重。

他们把思琪带到县医院检查,医生怀疑是精神病。那时候,思琪已经不说话了,家里不死心,又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找专家,最后确诊是精神分裂症。

思琪得的病叫“单纯型精神分裂症”,是精神分裂症里最难治疗的一种,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。

得这种病的患者会慢慢封闭自己,不与人接触,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最后以沉默的方式断绝和现实世界的交流。

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,一个大学毕业生,就是这类患者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14年,最后活活饿死了。

精神分裂症伴自闭的情况并不常见,以前我只看过相关的研究报告。思琪,是我遇到的第一例。

思琪有幻嗅和幻听是可以确定的,但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幻视。因为她不说话,我们只能一点点地观察和试探她。

精神病的病因并不明确,到目前为止,精神病的诊断依然没有客观标准。

很多时候,医生只能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自身的经验来用药。所以得反复观察,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最大的考验。

我们曾经有个患者,老是贱卖家里送他的好东西。他总是争取外出的机会,用卖东西的钱买回一些劣质的东西。

这个患者想要的,其实是一种选择权。

后来我们跟他家人商量,每个月给他一些零花钱,他果然再也没有低价卖东西了。

不评价患者的行为,试图理解,才有可能帮精神病患者解决问题。

不久之后,我们发现,思琪经常走着走着,脑袋会往一边偏,像在躲避什么东西。

有时候,她还会平白无故地露出恐惧的表情,像鸵鸟一样,把自己埋进被子里。

我们猜测,她应该存在幻视——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。

精神科的二层小楼,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,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,遗世独立。

即使外面艳阳高照,这儿也总是阴凉的。

精神科楼里楼外就像两个世界,有时候,连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。

与外面相比,精神科病房的生活显得简单而规律——固定时间吃药、活动、睡觉。

人没有被什么东西不停追赶的感觉,不焦虑,似乎更能回归内心深处,接近生活本身。

每天,患者们一起看书、看电视、聊天。

男患者们围在一起打牌、吹牛,女患者们互相梳头发、编辫子。如果没有新患者的大喊大叫,精神科病房真的是一处岁月静好、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。

甚至一些来陪床的家属也会说: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居然不想走了。”

通往外界的那道大门更神奇。

110曾经送来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患者,警察们好不容易夺了他的刀,他又赖在警车上死活不肯下来。

最后,是几个警察和家属连拉带拽地把他“搬”到了精神科病房的大门前。

见我一个人去开门,警察都非常担心,在门外给我亮出了他们手上新鲜的淤青。

“没事。”我叫患者的名字,“拿着你的东西上楼吧。”

那个患者拎着包,自己上楼去了。他轻车熟路,好像刚才激烈的挣扎压根就没发生过。

警察们都惊呆了,问我给他吃了什么药,是不是给他过电了,“怎么这么老实?”

“他进门了,认命了,就不会闹了。”我说。

我们发现,经过治疗,再闹的精神病患者最多两周就能恢复平静。但他们的日常相处却是个难题——

女患者之间,关系更复杂。

有两个同住的女患者,彼此不对付,被害妄想都被激发出来了。

一个非说室友往她水杯里吐口水、下毒。于是每天外出活动她就像搬家,背个大旅行包,拎个行李箱,要把所有的行李都带上。

我们赶紧把她俩分开,这个症状就没有了。

所以在病房的分配问题上,医生护士得对患者的病情、性格进行一番彻底的考量。

思琪的房间有四张床,只住着她和妈妈,还空着两张。

我们考虑到思琪太安静了,就决定把梁桂春安排进去。

梁桂春,40多岁,是个躁狂患者。

听主任说,她这次住院是因为和同事起了冲突,把领导给打了。不过在精神科病房,没人刺激她,她也不会有攻击性。

梁桂春非常热情,嗓门很大。这有点像王熙凤。我常常还没进病房,就听到了她的声音。

“陈大夫,你是不是胖了?”梁桂春一点也不见外,还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补刀:“哈哈哈哈,你看我多不会说话。我这个人,就是有什么说什么……”   

梁桂春离过婚,有钟情妄想,总觉得别人喜欢自己。

几年前她说家附近水果店的小伙喜欢自己,天天去找那个小伙。

小伙说自己已经结婚了,她就骂人家,“为什么结婚了还要勾引我?我每次来你都对我笑,不是勾引是什么?”

她不依不饶,最后逼得小伙子没办法,辞职了。她又跑到水果店里闹,说老板拆散了他们这对鸳鸯,还砸了店里的东西。

因此,梁桂春第一次住进了精神科。

躁狂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。在病情发作的间歇期,患者几乎没症状,还有很好的社会功能。

认识梁桂春的人,大多都认为她是个非常热情、非常善良的人。但他们不知道,这可能是一种病态。

梁桂春一旦发病,就觉得自己能拯救世界。

她像购物狂一样,买很多东西。不是自己用,而是全捐给福利院的孤儿。

她前前后后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花了五六十万,甚至把父母留给她的房产也抵押了。

有一次因为买的东西太多,她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卡债,最后是家人东拼西凑帮她还上的。

她父母年纪大了,唯一的姐姐也彻底失去耐心,不再管她了。

正常的时候,梁桂春觉得自己挺可笑。

那天,梁桂春一进屋就看见坐在床上的思琪。

她径直走过去,一把抱住思琪,说:“以后我就和你住了。我叫梁桂春,你就叫我姨吧!”

思琪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坏了,她又不说话,只能浑身僵硬地被梁桂春箍在怀里。

思琪看着我,眼里满是慌张。

我赶紧过去把梁桂春拉开。梁桂春一松手,思琪就跑到我的身边来。

梁桂春倒也不介意,她开始四处跟熟人打招呼。她每次来都这样,跟人有说不完的话——这也是躁狂的症状之一。

还没下班,我就听到思琪的病房里传来搬桌子、挪椅子叮叮哐哐的声音。

我过去一看,梁桂春竟然把她睡的那张病床翻了个底朝天,正在用消毒水擦床板。

我赶紧过去阻止,她求我:“让我擦完这张床,剩下的我明天再擦。”

躁狂症患者刚入院,确实得经历这样一个“使劲折腾”的阶段。我只好同意了。

周二早上,我刚到医院,就看到梁桂春在铁门前站着,像是在等人。她见我就大声招呼:“陈大夫,我要打电话!”

为了方便管理,科室统一保管患者的手机。查房的时候,我握着梁桂春的手机去了病房。

梁桂春正站在思琪的床边,拿着削好的苹果“引诱”她:“你叫我姨,我就给你。”思琪不理她。

她又说:“你点点头我就给你。”思琪还是不理她。

梁桂春还是不死心,她说:“春姨后背痒,你帮我挠挠?”思琪继续坐着,一动也不动。

同一间病房里,她俩一个像团烈火,另一个就像一块寒冰。

“冰火”交接,让病房里的气氛尴尬极了。思琪妈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,看着思琪无助的样子,我突然想到小学时候的自己。

那段时间,我也特别不爱说话。

我爸爸的朋友们经常拿我打赌,“你跟她说话,要是她回答了,我给你10块钱。”那些人纷纷来“刺激”我,无论他们许诺给我买什么,我一个字都不说。

我有点不忍心,哄梁桂春,“你让她吃了苹果,我就把手机给你。”

梁桂春是个行为很夸张的人,她“变脸”的速度非常快。她立刻可怜巴巴地求思琪,“你快吃吧,宝贝,求你了!”

思琪看她滑稽的样子,一下子就笑了,还接过苹果吃了起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思琪笑。她的五官像花一样绽开,稚嫩的脸就立刻生动了。

“这真的只是一个孩子啊!”我心想。

哪怕在住院,思琪妈妈对她也总是一副“我才懒得管你”的样子。

思琪似乎也从没见过,大人为了讨好她,可以露出这样低的姿态。

医院规定,未成年人住院,家长必须陪护。思琪妈妈留下来照顾女儿,却经常不见人影。

她喜欢交际,在精神科病房里四处串门,一个星期,就和很多女患者打成一片,连病房里最不愿意说话的患者,她都能聊起来。

每每说到兴奋处,我们办公室都能听到她尖锐刺耳的说笑声。

思琪住院快一周的时候,除了偶尔烦躁会喊叫,多数情况下,就一个人坐在病床上,不和任何人交流。

每次查房,我都会刻意找思琪说话,“你妈妈呢?”思琪缓慢地看着门口,不说话。

我坐到思琪身旁,牵起她的手。思琪的手很粗糙,手背上有泥垢,指甲缝里也很脏。

她本能地排斥肢体接触,先缩了一下,看我比较坚持,就不往回缩了,只是把手僵硬地放在自己的腿上。

“你告诉我,妈妈在哪里?”我话音刚落,思琪妈妈就从别的病房赶了回来,正倚在病房的门框上看我们。

思琪看了她妈妈一眼,又转过头来,眼巴巴地望着我。

经过反复摸索,我渐渐总结出了和思琪沟通的尺度。

我知道,今天和她的沟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如果继续问,思琪就该生气了。要么是把脸转向墙角,要么干脆面壁躺下,一动不动。

通过一周的努力,虽然思琪还是不说话,但至少对外界有了回应。

“今天下午洗澡,你给她好好搓一搓。她手背、耳朵后面都很脏。再把衣服给她好好洗洗。”出门的时候,我和思琪妈妈说。

“一给她洗她就叫,谁敢惹啊。”思琪妈妈不在意。

“那也要洗干净了!”我突然严肃起来,大声说。

在精神科病房,大多数患者都说我温柔,有耐心。但对思琪妈妈,我总有股莫名的火。

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,因为身上脏,受过很多委屈。当我第一次看到思琪身上脏兮兮的时候,总有一股想把她搂在怀里的冲动。

“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,衣服都看不出颜色了,还以为是没人要的孩子呢。你当妈的看着不心疼吗?”

虽然思琪妈妈一脸不情愿,但表示下午会帮女儿搞好个人卫生。

等我查完所有病房,准备锁门的时候,安静的楼道里又传出了思琪妈妈响亮的声音。

她正在给另一个患者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——思琪有个9岁的弟弟。

周二下午,女病房里传来哭喊声,格外惊心。哭声中,还夹杂着女人的叫骂。

“你以为我想给你洗啊?!陈大夫让我把你洗干净了,你赶紧配合,不然她又说我不管你……”

我赶紧去病房,只见屋子中间放了一盆水,思琪妈妈拿着一条说不出是灰色还是绿色的毛巾,想洗掉思琪身上的泥垢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思琪妈妈穿得干干净净,用的东西却总是看不出本来的样子。

也许是被弄疼了,也许是不愿意。反正只要妈妈一碰,思琪就躲,妈妈也不管那么多,抓着思琪就要洗,弄得孩子又哭又叫。

很多精神病患者都生活懒散,不修边幅。但大多数情况下,只要旁人督促,患者都会配合,很少有像思琪这样抗拒得这么厉害的。

思琪对妈妈有很多抵触的情绪。

当时,梁桂春正在水房洗床单。虽然医院会定期统一清洗床单,但她等不及,也信不过。

她总要亲手把床单洗了又洗——当然,这也是她躁狂的症状。

梁桂春听到思琪的叫喊,她湿着手就跑了进来,一把夺过思琪妈妈手上的毛巾。

她对着那条毛巾看了看,最后把它扔到一边,“宝贝,还是姨给你拿条新毛巾吧。”

换了崭新的毛巾,梁桂春又重新打了一盆水。

我看到她在打水之前,把那个盆里里外外洗涮了好几遍。不一会儿,她就端着一盆干净的、温度适宜的水放在凳子上,又把凳子挪到了思琪的床边。

“咱们先把你这个小脏手泡一泡。泡好了姨再给你搓,这样就不疼了。”她说。

这一次,思琪竟然不反抗了,她顺从地把手放进盆里,非常乖巧。

看到这和谐的一幕,思琪的妈妈讪讪地站到了一边。

周二我值夜班,傍晚的时候,精神科病房的大门门铃一直在响。先后来了两三拨人,都是来找梁桂春的。

他们大多是梁桂春的朋友,还有一些是她曾经的雇主。

梁桂春没犯病的时候,在一家医院当护工。她热情如火,做事尽心尽责,总能把病人照顾得妥妥帖帖。家属们喜欢她,就算病人出院回家,也会继续请她去照顾。

因为精力旺盛,梁桂春还接了一些家政保洁的工作。她干活麻利爽快,和很多雇主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

梁桂春的躁狂带来的生命力和热情,是很多人稀缺的,因此非常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。

她给曾经的雇主朋友们打电话,说需要一些十几岁女孩穿的旧衣服,很多人专程开车送到医院。那些衣服虽然穿过,但基本都是九成新。

梁桂春把衣服拿回病房,要给思琪换上,可思琪说什么也不愿意。

梁桂春也不逼她接受,就把那些衣服一套套地整理好,搭配起来,不一会儿就铺满了两张床。

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太单一了。平时有点儿事,哪怕是哪个家属来探望都会引起围观。这次,很多女患者都挤进屋里,劝思琪试试。

一些长期住院的患者,常年都穿着病号服,她们不愿意照相。

我去拉思琪的手,想把她从床上拉下来。她还是往后躲,但我明显地感觉到,她的抗拒不是很强烈。

我看屋子里的人太多,没办法换衣服,就让大家都回自己的病房去了。

梁桂春又去劝,这一次,思琪居然没有拒绝。我和梁桂春交换了一下眼神,就开始帮她换衣服。

整个过程中,思琪没有挣扎。

我们先帮思琪穿了一件黄蓝色条纹宽松毛衣,配上一条米白色裤子,一双运动鞋,她整个人就亮起来了。

我们趁热打铁,又帮她试了一件粉色的蓬蓬纱裙。

思琪站起来的时候,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,想起一句俗气的话,“每个女孩都是一个公主啊”。

梁桂春就像灰姑娘的教母一样,把脏兮兮的思琪变成了美丽的公主。

让这个女孩第一次像个女孩。

梁桂春很高兴,她拍着手说好看,还拉着思琪要出去给大家看。

思琪害羞地站着,不肯动,我就怂恿她去水房照镜子,“看镜子里那个女孩多漂亮!”

一路上,见到思琪的患者们都很兴奋,她们赞叹着,有的开始起哄,“陈大夫,给思琪照张相啊!”

而思琪的妈妈,从我们给思琪换衣服开始,她就一直站在人群的外圈,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。

我从这个母亲身上感受到的,更多的是一种压抑的、复杂的东西。

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,她可能还不如梁桂春。可她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在给思琪治病。

思琪家在村里开着一个小超市,这些年为了给思琪看病,全家人都折腾坏了。思琪爸爸没了斗志,超市、老人、小孩常常没人管。

很多人都劝思琪妈妈别管这个女儿了,毕竟她还有个小儿子——聪明,成绩好,还懂事。

但思琪妈妈就是不死心。听亲戚说我们这家医院好,她就和丈夫商量,无论如何也要来试一试。

从农村到我们这家医院来治病,不符合医保的报销规定,得全部自费。

为了让思琪重新开口说话,她还是来了。

摇身一变的思琪成了大家心中的宝贝。

之前,每次外出活动,穿着脏衣服,脸也没洗干净的思琪往墙角一站,和周围的环境混在一起,是个不起眼的小透明。

现在,她穿着粉色纱裙,即使站在墙根底下,也是一朵粉嫩的玫瑰花。

不仅女患者关心她,男患者也开始打听这个小姑娘的情况。

平时外出活动的时候,患者们会打乒乓球、羽毛球。思琪会打一点乒乓球,但她打得不好,不敢和别人玩。我有空,就陪着她打一会儿。

思琪经常接不住球。球跑远了,总有人主动跑去捡了再递给她。

一开始她还主动跑去捡,后来没接住球,她就站在那里等别人送给她。

活动完的思琪,小脸红扑扑的。虽然还是不说话,但她会主动走到我面前来,站在很近的地方贴着我。

或者,她会去找她“春姨”。

之前,思琪妈妈还会在思琪吃饭和吃药的时候出现,现在这些事情,全部被梁桂春包办了。

比如思琪想吃苹果,她就拿着苹果走到梁桂春面前,什么都不说,梁桂春很自然地接过帮她削皮。

思琪不找她妈妈了。

我也惊奇地发现,自从梁桂春来了之后,我很少再听到病房里传出思琪妈妈的声音了。

不知道是她不说话了,还是被梁桂春的大嗓门给盖住了。

思琪的进步大家都看在眼里,她的主动行为越来越多了。每天早上,我一进病房,她就跟在我后面一起去查房。

我跟别的患者说话的时候,会问她:“思琪,你说是不是?”

她不回答,但是会笑着低下头。

我感觉她是想跟我说点什么,就从办公室给她拿了笔和纸让她写下来,但思琪没接。

我把纸笔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就离开了。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大概率是没用的,但内心深处还是在隐隐地期待什么。

思琪是我们精神科病房里,最让医生们揪心的患者。

她年纪最小,也是唯一一个不说话的。每天,我们的医生、患者跟她大量说话,就盼望着她有一点进步。

只要她还跟外界交流,就离衰退远一步。不会在小小的年纪,就变成“蘑菇”。

每天负责打饭的人会跟思琪说:“思琪,跟我说话,我多给你打两块肉。”

帮忙捡乒乓球的人会跟思琪说:“思琪跟我说话,我就把球给你。”

护士抽血的时候会说:“思琪,你跟我说话,我就轻一点……”

大家都热切地盼着思琪开口说话。可是有时候太热切的渴望,反而会成为一个阻碍。

精神科病房总是关着门,但里面发生的事,一点儿也藏不住。

那天,病房里好像喜气洋洋的,思琪的妈妈笑声很大,传进了办公室。我看到护士王姐的脸上也笑盈盈的,问怎么了,她也不回答。

我去查房的时候,在走廊上看到梁桂春正领着思琪活动。她们一边走,一边好像在说什么。

“思琪在说话?!”我突然反应过来。

当时,师姐正站在我旁边,她为了思琪的治疗也费了很多心血。她突然使起劲来捏了一下我的手,我立即捏回去,也特别地用力。

我俩简直都快要跳起来了,外表还是故作淡定地加入了梁桂春和思琪的谈话。

“思琪,你弟弟几岁了?”

“思琪,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?”

…………

思琪一一回答,后来我才发现,我和师姐都流泪了。

师姐问我哭什么?

“不知道啊,是眼泪自己跑出来的。”我说。

护士王姐说,昨天梁桂春感冒发烧一直躺在床上,晚上吃药的时候也没来活动室。她给思琪分配了一个任务,把药给她春姨拿过去。

思琪拿着药就走了,过了一会儿,她回来把服药碗还给护士。王姐看药碗里没有药了,随嘴问:“吃了还是扔了?”

“吃了。”

王姐又给两个患者发了药,才反应过来。王姐叫住思琪,她甚至感觉到了自己的声音在颤抖,“真的,吃了吗?”

“嗯。”思琪淡定地回答。

“思琪说话了!”

王姐说,当时活动室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兴奋地尖叫,还有人连蹦带跳的。

我真想当时自己也在场啊。

思琪开口说的第一句话,其实是对她春姨说的。

据梁桂春回忆,当时思琪端着药碗去推她,她不动,只是懒懒地说:“你叫我姨,我就把药吃了。”

“姨。”

梁桂春吃了药又躺下了,浑身酸痛的她,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,奇迹已经发生了。

思琪从说话的那天起,开始慢慢建立与外界的联系。

梁桂春干活的时候,她能帮忙递刷子、毛巾什么的,甚至去了活动室,跟着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……

大家都觉得梁桂春发烧有功。

思琪住院快一个月了,6月初,她的症状都没有了。

除了梁桂春,她在精神科病房又多了好多姨,医生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她们聊天的声音,还有笑声。

对这个小女孩,我似乎有点投情过度了,总把思琪当成小时候的自己。

我给她带了一些书、画册,但思琪都没怎么翻过。

“打开精神分裂症自闭的大门,发现里面空无一物。”一个精神病学家曾经这样说。

思琪出院的那天,好像是个周五,爸爸和弟弟一起来接她。

我终于亲眼看到了思琪的弟弟。有好几次查房的时候,我看到思琪妈妈正在跟儿子视频聊天。

她端着手机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宝贝,妈妈想你了,宝贝,妈妈爱你!”

可眼前的这个小男孩,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他的衣服脏兮兮的,脸上有两团“高原红”,仔细看,耳朵后面也有一层泥垢。

那一瞬间,我竟然有点放心了。

思琪的爸爸个子不高,衣服也皱巴巴的,浑身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。

他还不到40岁,头发已经有点白,像个小老头似的。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承担的压力。

听到思琪叫“爸爸”,他特别激动,一个劲儿地和我们说谢谢。

看着穿着粉色裙子的姐姐,小男孩不敢走过去。他躲在妈妈身后,又不时地探脑袋看一下。

“姨,再见!”思琪凑过去跟梁桂春道别。

我在一旁看着,内心有点期待她俩热烈地道别。可梁桂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没有刚来时那么夸张了。

她不那么容易情绪激动,只是抱了抱思琪,说:“以后好好的啊!”

思琪一家坐上车出了院门,大家都忙各自的事去了。

没过多久,梁桂春也出院了。

精神科的小楼后面有个小院,里面是患者和护工们种的菜。

曾经,躁狂的梁桂春看上了后院的一块空地,说要开垦出来种玫瑰花,“那该多浪漫啊!”

可是,直到梁桂春离开,玫瑰花没有种下去。这是连主任都做不了主的事。

无论当初治得多好,精神科的患者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。

有个患者断断续续住院十多年了,他看着病房里的人来人往,跟我说:“这个地方有魔力。”他恨发病的自己,但在外面的时候又经常想念这里的日子。

还有个患抑郁症的小姑娘,她说这里像港湾,“我快挺不过去的时候,就想着回来看看。”

差不多一年以后,医院门口的树刚刚发芽,思琪也回来了。

思琪爸爸开的车,看起来比去年更旧了一些。他把母女俩送到就离开了。

思琪妈妈和之前差不多,抹着口红,在她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到精致。

天还有些凉,思琪穿了一件白色外套,里面还是出院的时候穿的那条粉色裙子。只不过裙子上有不少深灰色痕迹,应该是吃东西沾的,洗不掉。

思琪妈妈说,上次出院回家后,思琪还是待在屋子里不爱出门。他们原打算让思琪继续读小学,和校长都说好了,但思琪去了几天就不去了。怎么劝都没用。

她生活上懒散,也不会照顾自己。家里人都忙,也没顾得上。

不知道从哪天开始,思琪又不讲话了。最近更严重,她睡不好觉,经常半夜喊叫。走路也奇怪,总蹭着墙,落脚小心翼翼的,像怕踩着什么似的。

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努力。”思琪的父母明确地表态。

思琪这次回来,我发现,她妈妈有些不一样。

她不怎么串门,总在病房里陪着,言语温柔了很多。她也学着去抱思琪,思琪不抗拒。

甚至连护工都说,她洗的衣服比以前干净多了。

大家都想复制上一次的奇迹。

经常有患者削好苹果送给思琪,模仿梁桂春的做法,“我也是你姨,你叫我,我就给你。”

可思琪对这一切都很茫然,没有任何反应。

我没事的时候就去找思琪聊天,问她还记不记得春姨?

她不排斥我坐她的床,但也没有给过我任何积极的回应。

思琪在退步。

一个多月之后,思琪的爷爷生病了,她妈妈不得不回家照顾家里的生意。思琪开始一个人住院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思琪爸爸没有提前打电话就来了。

他的左胳膊上别着一块黑布,思琪的爷爷在几天前过世了。他很快办了出院手续,把思琪接走了。

之前,我就听思琪的妈妈说过,她们家附近有一个机构,是养老院和精神病院的合体。只需要花很少的钱,就可以住院,而且医保还可以报销。

我不知道思琪余下来的日子会在哪里度过,但再也没见过她了。

思琪出院后不久,梁桂春也回来了。她平均一年会发病一两次。

我忍不住问她,“你还记得思琪吗?”

她说记得,“那个不说话的小姑娘嘛!”

“思琪又回来过一次。”我说。

“是吗?”梁桂春顺嘴答应,然后干劲满满地招呼我。

“陈大夫,你帮我搬一下这个桌子。底下太脏了,我得好好收拾收拾。”

看着梁桂春,我再没有多说什么。

一个精神病患者是被另一个患者的“病状”治愈的,这是陈百忧见证的奇迹。

但奇迹效应过去之后,没人能再复制了。

陈百忧说,精神科安排床位有个原则,会尽量“动静”结合,是因为共同症状在一个屋,容易情况加剧。

所以把梁桂春和思琪安排在一个屋,虽然有偶然性,但也是符合原则的。就像她们的相遇和奇迹的发生,是意料之外,也像一场必然。

能够治愈思琪的不是躁狂症,是得了“躁狂症的春姨”。

梁桂春因为躁狂症,会不断释放热情,甚至对困难视而不见,但这也让她更放肆地做自己。

思琪是春姨精神世界里的一朵花。

那朵没能种下的玫瑰花。
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
END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:天才捕手计划(storyhunting)。除了上面的故事外,陈百忧还在【天才捕手计划】记录过更多真实故事。她有一个专门的系列,叫【精神科医生陈百忧】,里面有她从业十年以来的诊疗案例。她记录下这些故事,不只为了记录下自己的亲身经历,更是希望看完这些故事后,大家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世界,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,更重要的是,允许自己偶尔情绪低落,少点自责。想了解更多陈百忧的故事,请关注 ↓推荐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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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想我的时候要忍住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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